蘋果The Apple 1998/伊朗/81mins/慕尼黑特別奬

這部影片，講述一對低智能的姐妹，因為蘋果，重新學會和人互動。

劇中一位雙眼全盲的母親，擔心姐妹會被鄰居男孩欺負，要求年邁的父親（這段婚姻有點像是台灣老少配夫妻檔）將這兩位姐妹關在家中，當社福人員發現，他們一家子上了伊朗頭版新聞。

父親覺得很委屈，他也愛孩子，不過為了家計，他必須外出，而全盲的妻子和他兩人商量出，最保護孩子的方式，就是將她們關在家裡，就可以永遠不會被欺負，因此兩姐妹，缺乏如何與一般小孩互動。

契機是妹妹誤吞硬幣，因而住院，意外品嚐了一顆蘋果，對蘋果滋味戀戀不忘。社福人員再次家訪他們家時，為了讓老爸有同理心，反鎖爸爸在家，放倆姐妹外出去玩。

他們先遇到了，賣冰淇淋小男孩，因為想要享用冰淇淋，開始和賣冰淇淋小孩有了互動，接著鄰居的小男孩以蘋果引誘逗她們玩，但想不到，為了享用蘋果，倆姐妹學會了用錢買蘋果，接著是為了遊戲和公園的小女孩們分享蘋果，小女孩們又帶她們去買手錶。

當然，老爸在被關之後，為了表示他是好爸爸，給錢讓姐妹們去買蘋果，當賣錶販要求，買錶須有大人同在，鏡頭結束於老爸帶這倆位姐妹去買手錶。

對我來說，看伊朗片，（剛好接觸多半是兒童片如：誰能帶我回家），故事常常是為弱小族群說話，聽見非主流的想法。最近，商周報導的大象男孩與機器女孩的故事，期待為殘障孩子們募款。我心想，自己不是大財主，可以給予金錢支援，唯一能做的是，透過故事，讓孩子更具同理心，未來，這群孩子，擁有下一代時，不管孩子是否完整，都能具備更高的能量，一起補救上帝殘缺的愛！

伊朗電影持續以關懷兒童的題材展現他們的生活樣態及世界觀，然而影片形式的簡樸，難敵現在電影技術的日新月異，因此這些伊朗兒童電影，即便是通俗平常到不能再平常的劇情，在台灣院線上映時雖有好口碑，但除了《天堂的孩子》（Bacheha-Ye aseman）因為乍然相見的新鮮感有過不錯票房成績外，其餘諸佳作僅能在藝術電影迷間遊走流傳。有印度海德拉國際兒童電影節兒童評審團最佳影片、明斯克國際影展最佳導演與最佳女主角等獎項背書的《天使海亞》在台灣可惜也是很快就不敵市場現實，旋即發行DVD躲在書店，等待有心人青睞。

市場的因素永遠是多變的，普羅大眾視電影為娛樂的心態依然是大宗，花了錢進戲院看見一部不具聲光音效，欠缺俊男美女演員，故事情節簡簡單單沒有太多高潮起伏地敘述一件事，場景又多是在高原瘠地，視覺所見盡是黃沙滾滾，偶爾才浮現一抹橄欖樹綠，再則導演手法偏重紀實性，不停跟拍的鏡頭，沉緩的敘事節奏，這種種不合時宜的電影語言不僅在阿巴斯•基亞羅斯塔米（Abbas Kiarostami）身上，也在其他伊朗導演身上複製再現，要習慣追求娛樂的觀眾持續認同的確很難。

台灣片商對這類第三世界國家電影的行銷思維實在欠缺創意，《天堂的孩子》嘗過甜頭，之後所有的伊朗兒童電影便習慣冠上「天堂」之名，如《天堂的顏色》（The Color of Paradise）、《天堂赤子心》（Choori）、《美麗天堂》（Promises）等，但天堂蘊藉的宗教象徵意義，通常被意指抵達伊甸園般的和平喜樂境地，神學家彼得•柏格（Peter L. Berger）《神聖的帷幕》（The Sacred Canopy）指出﹕「宗教是在永恆形相下（sub specie aeternitatis）去觀照體制這個東西的。」神是永恆形相，天堂亦然，那是人類信仰的最後依歸，是永世企求的願望。

伊朗等中東國家，信仰的大宗是回教，但用西方宗教的天堂來套用人類信仰中的夙願，雖然不是全然不可；可是我們更想釐清的還是回到電影文本本身，並非所有伊朗兒童電影都意圖要去歌頌天堂存在的美好，或勉人擺脫貧窮苦難登抵伊甸樂園。更多時候，這些兒童電影只是像鏡子一樣映照伊朗人民當下的生活罷了，甚至連批判都沒有，就是盡量忠實呈現一切現象，再由觀者自行去反省。

回到《天使海亞》來說，中文片名雖未延襲使用「天堂」，可是冠上「天使」之名依然有其框限，究竟海亞是聖潔像天使呢，或充滿愛心彷彿傳遞愛與和平的天使呢？看完整部影片後，我們可以說兩者都有一丁點符合，但又不能完全突顯海亞個性的真正特質。

這部影片的主人翁海亞，小學畢業夢想著要再進入村莊裡的中學就讀，不僅可以獲得獎學金免費，更實現自己愛讀書的夢想。然而在入學考試的當天凌晨，父親突然生病，命在旦夕，焦急的母親趕緊送父親到城裡看醫生，把弟弟、妹妹託付給海亞。海亞的愁容與母親的悲顏相對應，可是當時她們的心思所繫卻是不同的，海亞身為大姐，清楚知道自己有照顧弟弟與妹妹的責任，但一方面又擔心會因此擔誤考試。以此事情為前導，接下來的劇情所述便是看海亞如何謀求兩全其美解決問題的辦法。

當鏡頭近距離的貼近海亞，觀其哄妹妹睡覺，然後去打水、擠牛奶、餵牲口，接著四處找人幫忙照顧妹妹，攝影機不用刻意晃動，順著海亞的疾走或原地徘徊忖度，不難看出海亞心情的焦急。鄰居媽媽沒空代勞，還說女孩子不用受教育只要做家管等話來勸阻，回教世界對女性權利的漠視，傳統思維的綑綁，比起蒙面的頭巾是更難卸下的纏縛。

從社會學角度來看，海亞所要參加的考試，不單是攸關個人榮譽的事件而已，它更反映了伊朗這樣的社會體制下女性要力爭上游的困難。所以當貝吉奶奶的百般阻撓，甚至搬出道德誡律，還不惜動粗希望打消海亞的念頭，海亞一邊噙著淚，一邊構想突圍而出的勇氣是讓人激賞的。海亞的勇往直前，大有衝破傳統疆鎖之勢，在她身上，我們看見新一代伊朗女性自覺為提昇卑下的社會地位而努力，當然也會惹來傳統的大男人看不順眼，影片中有一場戲描寫海亞匆促經過路上一棵老樹，海亞未向樹下那群正在哈煙閒聊的老男人問候，馬上引起責罵。那群老男人的無所事事，某方面來說是社會的沉重負擔，可是他們之所以繼續倚老賣老，背後倚靠的還是根深柢固的父權。

海亞求援的過程中，還遇到一位特殊的角色值得分析——即她的同學阿梅。阿梅對海亞的處境起初是冷嘲熱諷，還詛咒她就算去考試也不會考上；可是編導並未讓這個角色就麼牙尖嘴利持續下去，尾聲時還來個大逆轉，讓阿梅在教室幫助海亞牽引窗外所繫的搖籃搖繩，一個特寫雙方微笑的鏡頭，真的是一笑泯恩仇，沒有讓角色流於善惡截然二分的平板，女性情誼的動人遂餘韻綿綿地揮發出來。

除了阿梅之外，已經在教室裡開始考試的其他女同學，極力幫遲到的海亞幫腔解釋、拖延時間，同樣可見女性之間相濡以沫的真摯感情。此外，我們也可以注意監考女老師的反應，從最初的鐵面無私，到後來發現海亞把妹妹放在搖籃綁在屋外樹幹，並透過一條繩索牽至室內，位置恰好位於阿梅身旁，海亞頻頻向阿梅打暗號，阿梅拉繩使搖籃搖晃，妹妹就不會哭鬧，女老師好奇的看了一眼，對這些舉措並位加以懲罰，反而露出會心的一笑，讓考試不受干擾的持續進行。女老師的慈愛與智慧，盡在那淺淺一笑中。

《天使海亞》雖然不是直接有力控訴父權的女性主義電影，但讓我們看見了伊朗傳統/現代兩種女性思想行為的對比，使得這部影片也不時會超出兒童視角，用較複雜不單純的成人眼光在注視著社會問題。

幾個女性角色之外，這部影片最可愛突出的男性角色，就是海亞的弟弟阿克古了。上學前他還抱怨著姐姐不給他東西吃，生氣時還把疊好的棉被全拉下弄亂，海亞雖然生氣，還是耐住性子請求他可以幫忙照顧妹妹一會。阿克古堅持去上學後，卻又惦記著家中的姐姐，急中生智居然抹口水在自己褲擋，再騙老師說自己尿褲子要回家換褲子，老師允許後，只見阿克古拚命跑回家，不料半路上的討厭黑狗，竟把他嚇出尿來真的濕了褲子。整個過程的描寫，完全體現孩子的種種天性，會使性、會調皮、也會善良的體貼別人、以及會害怕兇猛的動物，多面卻完整的性格刻畫為影片的嚴肅主題平添不少笑料。

如前所述，海亞順利解決了她的問題；不過，影片也結束於此，並未再告訴我們海亞考試的結果，也未告知海亞父親是否可以安然無恙，在希望與絕望的懸念之間，不僅是觀眾的心情，更是這個時代伊朗社會像海亞這樣的女性要去面對的命運抉擇。

所以與其說這部影片要去表現海亞像天使，不如說是表現一個平凡伊朗女孩為爭取女性應有的平等地位所做的努力，她清瘦奔走的身影，垂下的汗與淚，究竟會不會在那荒地上開花結果呢？

導演：葛林．瑞拉．拉姆薩尼（Gholam Reza Ramezani）

出品：伊朗

時間：2006年

片名：天使海亞（Hayat）

(本文徵得作者同意轉載)

*刊於《中華民國兒童文學學會會訊》24卷5期，2008年9月

作者部落格：兒童節的派對http://blog.roodo.com/hungwen

在此轉引黃英雄老師對此片的賞析(http://blog.yam.com/hero_h/article/6062913)黃老師在黃英雄的部落格有許多精采的電影賞析，以「看電影」為重要娛樂的影友們，可入此寶庫悠遊一番。http://blog.yam.com/hero_h
每週六上午9:30再台北市國父紀念館三樓的逸仙放映室，有免費的電影欣賞和黃老師的影評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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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的劇情平淡得就如同早上上班時路過巷口所發生的某一件不起眼的事件，就戲論戲，實在無法構成一部電影的要素。但因為在一九九八年拍攝這部電影的導演莎米拉．馬克卡巴夫是一位只有十八歲的女子，加上這些令人驚嘆的傳奇，使得本片入圍了當年坎城影展，也創下了入圍導演最年輕的紀錄。

事實上莎米拉在八歲時就曾在自己的父親執導的影片中擔任演員，耳濡目染中走向導演之路就不足為奇了。本片固然入圍了世界各大影展，但真正讓莎米拉大放異采的是二○○一年廿一歲時執導的影片「老師的黑板(The Blackboards)」在坎城影展中勇奪評審團大獎，而莎米拉也成為伊朗影壇的明日之星。

從某一個角度而言，能將如此疏淡的題材拍成一部電影，突顯了創作者的才氣。而「蘋果」這樣的電影雖然延續過去伊朗電影的風格與調性，卻巧妙地將視覺焦點從過去的「貧窮」轉移到伊朗民生水平的提升，甚至是女性自主的意識抬頭。

影片以社區居民聯署申訴而集體簽名的畫面作為片頭，這樣民主化的程序對過去人們對伊朗這個國度的認知是較模糊的；但隨著女性社工人員的出現，並強力介入這個事件中，觀眾較能體會到「女性動力」在伊朗這個國度的掘起。有趣的是由女社工到街坊鄰居的探訪中，讓觀眾見識到伊朗家庭主婦的「善良」與「決斷」，這些微細的情境與角色呈現，在過去的伊朗電影中並不容易尋求到類似的詮釋。

將女兒反鎖在屋內而犧牲了她們讀書及與外界接觸的機會，引起了鄰居的反感與不滿。這段緣由與情節透發了伊朗的「民主機制」相當先進，與世界的民主國家是同軌的。

「社工」人員的介入也呈現了某一程度的社區精神。重要的是這些現象，代之而起的是婦女當家的新映象訴求，這一點改變是相當重要的。

莎米拉以「蘋果」這種紅艷的水果來詮釋一種心靈開放的象徵與目標。對於兩名長期與世隔絕的女孩而言，冰淇淋與蘋果都是對外追索的本能慾望；當壓制的門栓打開之後，必然會引來許多的撞擊與不安。但就生命個體與心靈自由的追求而言，這種衝突是不得不的必然。而在此之前，兩名被禁錮的小女孩卻也懂得以喝剩下的水杯伸出鐵窗外，吃力地用水淋澆那盆綠色盆栽。好不容易澆到盆中的水，不僅滋潤了奄奄一息的盆栽植物；其實也恰當地滋養了兩個姐妹的生命與靈魂。

兩姐妹聽到對面住戶有嬰兒哭聲，情不自禁地拿起湯匙敲響著鐵窗。這是對生命的呼喚，從而顯露自己存在的真實。

伊朗電影慣常輕描淡寫地呈現一些生活現象，似乎不想大張旗鼓地為人性衝突作強烈的控訴。或許就是這種「清淡」的敘述手法，才使得伊朗電影始終被界定在「樸素」的特殊風格之中！

寬容似乎是所有伊朗影片在詮釋宗教的精神時常常突顯的主旨。片中的丈夫看得出一生的坎坷，而他的神似乎對他並未曾有過任何恩典；反而將人世間所有的不幸加諸在他身上。貧窮無工作，妻子全盲，卻必須強忍悲痛一步一步地走下去。不曾埋怨過神，只是在不順遂時會祈禱他的神儘快引導他走向死亡。

這種一反常態的祈禱雖然表面上並無太多的埋怨；其實卻是出自內心對現實的控訴。但這只是一種表相的呈現，影片中的每個角色不管身分為何，其實都還是被建構在預先設定的「寬容」世界中，這樣的安排讓觀眾更容易理解在宗教的規範中伊朗人民的心靈認知，但就戲劇而言就較缺乏人物性格的立體性。

「蘋果」這部影片的很多細節是為了在體制上向西方國家看齊與跟進，卻也暴露出許多觀念的不足。好比說社工人員可以在主人不在家時借用鄰居的梯子「侵入」私人的住宅空間；不管社工人員的立足點是否善意，但民主的法治觀念與這種認知還是有段距離的。

社工人員送給兩姐妹梳子與鏡子，並勸兩人出外去交朋友，這無非再一次告訴觀眾伊朗民眾的觀念變化，雖然父親最後也告訴女兒：女人都必須嫁人，但原則上這對父母的困境並未獲得釋放。全盲的母親為了尋找走出的女兒與丈夫，不得不從屋內走出。蒙著頭巾，卻被對面樓上的小男孩以繩子綁著一顆蘋果的「誘惑」，而在原地喃喃叫著女兒的名字。這也是走出自我的另一個詮釋，因為蘋果的顏色與香味代表的都是一種新的心靈意境與層次，雖然母親索拉無法看得見眼前的蘋果，但在觀眾的映象視覺中則是另一次的洗鍊。

「蘋果」這部影片的意識型態有著許多的突破，但其拍攝手法與映象詮釋畢竟略顯生澀；只是以一名十八歲女孩的作品而言，還是值得觀眾喝采，這對台灣的電影界多少也會有些啟發作用的。

"伊朗另一大導演阿巴斯走的是另外的扶植路線
他沒有什麼兄弟姊妹、妻子兒女一起來拍片
但是只要在他身邊當過助導、副導的
後還都會開創出自己的風格當上另一個大導演"

我覺得在台灣這兒有一位楊力州導演對於扶植後進也是很阿沙力的
楊導原本是復興美工的老師
後來開始拍紀錄片並且是台南藝術學院音像紀錄研究所第一屆畢業生
據說受到他的影響
當年他在復興美工教過的學生已經有好幾位也走上影像創作之路
他們互相協助、支援、切磋
都有相當不錯的成績
例如去年秋天推出的"奇蹟的夏天"就拿下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

其實楊導也才三十多歲耶
已經結群為黨蔚為一股勢力了
證明了合作還是比競爭好

是啊
穆森爸爸、穆森爸爸，你真偉大！
一家五口個個會拍片
這證明了拍兒童電影也可以闔家同樂 ^^
不過大概也只有發生在伊朗的這個馬克馬巴夫家族了

伊朗另一大導演阿巴斯走的是另外的扶植路線
他沒有什麼兄弟姊妹、妻子兒女一起來拍片
但是只要在他身邊當過助導、副導的
後還都會開創出自己的風格當上另一個大導演
例如庫德族第一位導演巴曼•戈巴第(作品之一：烏龜也會飛)

難得的是伊朗的這些導演們之間經常會互相協助
而沒有誰是誰對手的門戶之見
這也是他們能以集體的力量橫掃各大影展的重要原因

關於伊朗兒童電影的發展
鄭立明先生在台灣電影筆記網站中的電影教室>專題研究>兒童電影專題>
寫過一篇「伊朗電影的兒童革命」
推薦有興趣者一讀。網址如下：

http://movie.cca.gov.tw/CINEMA/case_01_01.asp?rowid=119

另外有黃仁先生寫的「台灣兒童電影的發展」
大家應該也看一看兩相對照一下
http://movie.cca.gov.tw/CINEMA/case_01_01.asp?rowid=116

在一九九八年拍攝「蘋果」這部電影的導演莎米拉．馬克馬巴夫（Samira Makhmalbaf）當時僅十八歲，本片入圍了當年坎城影展，創下該影展最年輕入圍導演的紀錄。

莎米拉的父親是伊朗與阿巴斯齊名的大導演穆森•馬克馬巴夫，她自八歲時就曾在自己的父親執導的《騎自行車的人》（The Cyclist;1988）中擔任演員，並在父親設立的電影學校接受完整的電影教育，耳濡目染中走向導演之路就不足為奇了。

「蘋果」固然入圍了世界各大影展，但真正讓莎米拉大放異采的是二○○一年，廿一歲時執導的影片「老師的黑板(The Blackboards)」在坎城影展中勇奪評審團大獎，當然也市創下最年輕得主紀錄，而莎米拉也成為伊朗影壇的明日之星。她曾經自豪的說：我曾出生起就和電影分不開了，所以我的影齡已經有二十年了，資格夠老了吧。

「老師的黑板」描述一群老師背著黑板在伊朗和伊拉格邊界山區到處教育失學的兒童，只要找到學生他們便能賺取一些收入。其中一位老師雷萬背著黑板翻山越嶺找尋失學的兒童，另一位老師薩伊則沿著河岸，尾隨一批老人及少婦，試著去教他們識字，但這兩位老師受到不少阻力，不管年紀大的或年輕的一代，為了生活，必須冒險走私，即使有心求知也無心安靜學習，除此，還有人認為生活本來就是一本大書，毋須再去進修學習，其間這些老師也經歷了不少驚險及感人的事情…


當然啦，電影世家蔭庇市莎米拉電影之路走得比所有人都平順的重要原因，她還能讓其他伊朗的大導演甘願在她的片中當演員哩！不過她本身的才華，的確也讓她老爹和一票導演叔叔嗎捧在手心。「天才」這兩個字一直是眾影人提到莎米拉時必用的形容詞，大夥兒似乎也很樂意協助她創下影史紀錄，例如二十歲時，她就擔任第五十七屆威尼斯影展的評審了。

二十二歲時，莎米拉應邀參與「九一一事件簿」（11'09''01 - September 11 )的拍攝計畫(又是最年輕導演)，針對九一一的議題，由全球各地導演以接龍的方式運用不同的鏡頭(觀點)與故事(情節描述)，來表現出反戰的概念與思考。該片集合了十一位來自伊朗、法國、埃及、印度、以色列、美國、墨西哥、布吉納法所、英國、波士尼亞、日本的大導演，各用11分鐘9秒來展現對於九一一的犀利觀點。

莎米拉採用伊朗片擅長的「兒童」角色出發，用兒童天真無邪的對話提出無解的問題。透過一個年輕女老師和一群好不容易才能聚集上課的兒童，來表現一個不知雙子星大廈為何物、對恐怖事件完全無關的民族，竟也受到波及的影響。影片一方面，提出對於九一一事件的控訴和質疑，一方面則是對於回教世界裡女性的地位和窮困的景象，提供了觀眾另一個看世紀的視野與觀點。孩子們不懂九一一，對於孩子來說真正的大事是:前兩天挖了井，死了好幾個人? 還有另一個小孩的姑姑，是住在阿富汗的姑娘被人活活用石頭打死。莎米拉在短短的十一分鐘內，讓我們看到伊朗孩子天真無邪卻又充滿力道的控訴和提問。

這一年，她也完成了第三部作品《午後五點鐘》(又譯為「少女總統」)，從一個年輕女孩想讀書做總統的荒謬奇想出發，莎米拉拍出阿富汗邊境的難民，生活溫飽比政治問題更迫切的現實與殘酷。在2003年再度或坎城影展評審團大獎。

事實上，馬克馬巴夫全家無論大小都是導演，爸爸穆森輔導家人甚力，擱置自己的創作，退居幕後襄助製片、編劇工作。莎米拉的繼母瑪芝葉•馬姝姬尼（Marzieh Meshkini）的《當我成為女人時》（The Day I Becamea Woman;2000）這部三段式的片子裡，藉著一個女孩即將被當成女人的9歲生日那一天，來呈現女人一生的關鍵分野，即將戴上黑頭巾，即將被禁止到外面和男孩玩……。穆森成立了「馬克馬巴夫之家」電影學校，妻子瑪芝葉、大女兒莎米拉、兒子馬森和小女兒漢娜，等人都在一起創作。由於原本的對外招生計畫遭文化部所禁，遂只限於家人與朋友。

莎米拉馬克馬巴夫已經夠年輕了，現在她還有一位更年輕女導演對手--漢娜馬克馬巴夫，小妹妹的作品也已經開始參加威尼斯等影展了。「馬克馬巴夫」這個電影家族真是後浪推前浪，一點不假。這時候真的令人既欣羨又喟嘆哩，穆森爸爸、穆森爸爸，你真偉大。